DNA 定罪无可辩驳吗?

2017-11-09 序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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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 DNA 检测技术 1987 年首次在美国法庭中发挥作用以来,便一直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。

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11 月 9 日消息,据国外媒体报道,如果你看过《犯罪现场调查》这类的犯罪类剧集,就会知道 DNA 证据往往是审清案件的关键因素。如果嫌疑人的 DNA 与犯罪现场的 DNA 相符,就足以给他们定罪。但问题是,情况并非永远这么简单。大多数人认为 DNA 检测不可能出错,但检测分很多种类,还有很多解读方式。在犯罪现场收集证据和在实验室中分析证据的过程中,有时便会出错。

对陈龙綺而言,一次糟糕的 DNA 测试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。

2009 年 5 月 25 日清晨,陈龙綺正在他租来的一家台湾零售店外和朋友们喝酒。凌晨 3 时左右,两名女性加入了他们。据陈龙綺和他的律师称,陈龙綺不久便离开了这伙人,去接妻子下班。在凌晨 4 点至 6 点间的某个时段,两名女子遭到强奸。虽然受害人并未指控陈龙綺,也没人指认陈龙綺在罪案发生时在场,但他最终却被判决有罪,判处四年有期徒刑。是 DNA 证据将他与罪案联系在了一起。

五年后,第二次 DNA 测验显示,陈龙綺的 DNA 与犯罪现场根本不相符,于是他被宣告无罪。在他被控强奸的几年间,他失去了他的妻子、事业和大部分人生。他拒绝服刑,宁愿作为逃犯,孤单地生活在抑郁和羞耻的阴影中。

陈龙綺的这种情况被称作巧合配对(coincidental match)。调查人员一开始测试了犯罪现场找到的几人 DNA 混合物中 Y 染色体上的 17 个基因标记物,结果陈龙綺的 DNA 吻合。但增加标记物数量之后,结果就不吻合了。因此陈龙綺的 DNA 并不是犯罪的证据,而是一种做 DNA 测试时极少考虑的统计异常现象,即所谓的假阳性。

“所有 DNA(证据)都各不相同,很难解释,”协助解除陈龙綺罪名的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教授、爱达荷无罪项目主管格雷格·汉比基安(Greg Hampikian)指出,“就连专家也不能保证每次都理解正确。”

自从 DNA 检测技术 1987 年首次在美国法庭中发挥作用以来,便一直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。光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 DNA 数据库就涵盖了 1200 万份数据,每年可为数万名调查人员提供帮助。仅在美国境内,可当作犯罪证据的 DNA 测试就有许多中。DNA 标准测试为 STR 检测,出现巧合配对的可能性仅有十亿分之一。但在某些情况下,其它测试可能效率更高、更具性价比。调查人员选择进行哪种测试、以及解读的方式,都会大大影响案件结果。

因此,虽然法庭很少怀疑 DNA 证据,但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呼吁调查在犯罪调查中采用 DNA 证据的方式。陈龙綺的经历更是令汉比基安等人支持以更审慎的态度利用 DNA 证据。

DNA 证据最不容置疑的一点,便是人们对它的绝对信任。2005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,85% 的美国人认为 DNA 证据“非常、或完全可靠”。另一项于 2008 年发表的研究显示,陪审员认为 DNA 证据的准确度约为 95%。澳大利亚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,存在 DNA 证据的性侵案件发展到庭审的几率比一般的要高一倍,最终定罪的几率更高达无 DNA 证据的 33 倍;谋杀罪发展到庭审的几率为 14 倍,定罪几率为 23 倍。该领域科学家有时将人们对 DNA 证据的偏爱称为“CSI 效应(即美剧《犯罪现场调查》)。

DNA 并不是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据,也不是无罪证据。但在陈龙綺的案子中,错误指控他与罪案相关的 DNA 证据的重量远比证明其无罪的证词重得多。

要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,首先要理解实验室进行 DNA 样本配对的原理。法庭分析专家不会对嫌疑人的整个基因组进行分析,而是选择几个通常差异较大的关键部位,即”标记“。在审理陈龙綺的案件时,实验室分析了 17 个不停的 Y 染色体标记。然而,这种 Y 染色体检测法并不如最常采用的短纵列重复序列检测法(即 STR)那么具有针对性。两种测试法分析的都是所谓短纵列重复序列,即基因组上包含几处重复 DNA 片段的部位。不同人基因组上不同部位的重复序列数量可能有很大差别。但 Y 染色体检测法只分析了一条染色体上的 17 个部位,13 标记检测法分析的则是多条染色体上的 13 个部位,大大降低了出现巧合配对的概率。除同卵双胞胎外,STR 测试中 13 处标记全部吻合的概率约为十亿分之一。

汉比基安指出,许多犯罪实验室仍在使用导致陈龙綺蒙冤入狱的检测方法,不过也有一些实验室正逐渐开始采用为其洗清罪名的 23 标记 Y 染色体检测法。

在另一例显示了 DNA 证据强大力量的案例中,汉比基安利用 DNA 证据帮克里斯托弗·塔普(Christopher Tapp)洗脱了罪名。1998 年,尽管 DNA 与犯罪现场的样本并不温和,他仍因谋杀罪被判 25 年有期徒刑,直到今年春天才出狱。当警察于 2015 年重新审理这桩谋杀案时,DNA 测试结果险些使另一个无辜的人蒙冤。警方对 DNA 记录进行了筛查,寻找与犯罪现场 DNA 近似的人,最终锁定了一位名叫迈克尔·尤斯利(Michael Usry)的男子。在 35 个标记中,他有 34 个标记与杀手吻合。就像陈龙綺的案件一样,调查人员只分析了 Y 染色体,只不过这次他们分析的标记为 35 个,而不是标准的 17 或 23 个。

当分析人员只考察 Y 染色体短纵列重复序列时,他们基本上要查看整个 Y 染色体。Y 染色体的基因信息名叫单倍型(haplotype),父子的 Y 染色体单倍型完全一致,因此一个种族中可能有许多 Y 染色体完全相同的男性。如果采用更加标准的测试,尤斯利便会成为巧合配对,被判有罪。但警方决定在他的亲戚中寻找完全配对者,最终从尤斯利的儿子身上提取到了样本。标准的 Y 染色体 STR 检测法可能会使他蒙冤入狱,但采用 35 标记法,他的儿子最终也得以脱身。DNA 测验出错不仅会使无辜者蒙受牢狱之灾,还会导致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人逍遥法外。

陈龙綺的案例突出了汉比基安等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:混合 DNA。

在陈龙綺的案子中,之所以采用 DNA 检测,是因为两名受害人喝醉了,无法认出袭击者。陈龙綺的两名朋友均承认与两名女子发生了性关系,但声称是对方同意的。此外,陈龙綺的妻子告诉警方,陈龙綺接她下班的时间在早上 4 点左右,她下班时盖的章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陈龙綺称自己 4 点左右离开零售店,他的朋友之一确认了他的证词。

调查人员决定对其中一名受害人内裤上的精液进行 DNA 检测后,他们决定让三名男性的 DNA 均接受测验。内裤上的 DNA 混在了一起,无法辨别哪些 DNA 片段属于哪个人。但由于混合物中的 DNA 来自不止一人,很可能会有某一名嫌疑人与 17 处标记全部吻合,因为能够与之吻合的标记组合不止一种。

“这就像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拆开来,再用这些字母组合成上百个名字。”汉比基安说道,“这使得测试结果格外具有迷惑性。”

汉比基安和他的团队后来所做的计算显示,陈龙綺符合上述 DNA 的几率为 741 分之一,这意味着在一座 2300 万人的城市中,有几千人可能与这条内裤上的 DNA 吻合。做测试的实验室总结道,陈龙綺“或其直系亲属不能从嫌疑人中排除”。依照这一证据,陈龙綺被判参与轮奸,并于 2012 年被叛入狱。另外两人也与结果吻合,因此亦被定罪。

陈龙綺拒绝服刑,对律师表示他不愿“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自愿进监狱”。他还联系了台湾冤狱平反协会,该协会在陈龙綺的判决中看到了明显漏洞,立即动手准备上诉。他们要求重新检测 DNA,将标记数量从 17 增加为 23。在新增加的 6 个标记中,陈龙綺只有 4 个吻合。这项新证据说明他不可能是混合 DNA 样本中的 DNA 来源。此外,样本中的全部基因标记都可用被定罪的另外两人的 DNA 解释。据此证据,法庭同意重新庭审,推翻了对他的判决。

美国莱特州立大学 DNA 证据专家丹·科伦(Dan Krane)指出,在他看来,陈龙綺的案件中一开始就不该采用 DNA 证据,因为该 DNA 样本属于混合物。

“混合后的 Y 染色体 STR 测验不应被纳入考虑范围,”他说道,“一旦发现这是混合的,就该放弃这一样本。这样就能直接解决问题。”

美国国家标准技术所的法庭科学家迈克尔·科伯(Michael Coble)认为,进一步检测也许本能帮助台湾的法庭科学家判断 DNA 混合物是否主要来自一名嫌疑人,否则从中收集的信息便存在很大局限。

“DNA 证据决定判决结果时,最关键的其实是对证据的解读方式。”

在 2013 年由国家标准技术所开展的一项调查中,该机构要求 108 所实验室对一份包含四个人的、伪造的 DNA 样本进行分析。他们还提供了一份并不在该样本中的、编造出的嫌疑人 DNA 信息。结果 70% 的实验室都认为这名伪造的嫌疑人 DNA 与样本吻合。

联邦调查局表示,虽然他们也将 DNA 混合物视作证据,但只有当实验室能确定样本中的 DNA 主要来源于某个人时,他们才会这样做。(FBI 还证实,他们仍在采用导致陈龙綺被定罪的 17 标记 Y 染色体 STR 检测法)。在一项针对陈龙綺案件的新研究中,汉比基安指出,此类证据只能用来排除嫌疑人,而不能为他们定罪。科伦则认为应彻底弃用这种检测方法。

“DNA 信息应当非黑即白,”科伦说道,“不存在灰色地带,尤其是当牵涉到某人性命的时候。”

“我觉得理解这一点的专家也许有一百人,不理解的则有成百上千。”科伦指出,“还有一些不愿去理解的公诉人。此外,还有很多一听到 DNA 就两眼放光的辩护律师。很难在课堂上教会他们这一点。”

弹道分析、指纹和纵火痕迹一度被视作无可辩驳的科学依据,可排除调查中的人为误差。但今天已经广为人知,这些调查方法的结果并不一定可靠。在法庭科学中,DNA 证据正逐步引起人们的怀疑,使人们对采集和分析 DNA 的条件提出严格要求。在 2008 年的一项研究中,研究人员称“DNA 证据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的、确定无疑的光环。”但 DNA 证据并非“生而平等”。不错,它们可以为案件板上钉钉,但前提是 DNA 样本采集合理、测试得当。

汉比基安指出,DNA 对公众想象的神秘掌控力应当使所有人感到不适。

他表示,陈龙綺是令他这样的专家对 DNA 测试的真伪产生关注的少数案件之一。

“我们必须时常审视自己对各种测试方法的依赖情绪,”他说道,“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犯错,并且要过很久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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